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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書畫鑒定不應盲從前人的結論

來源:互聯網 發布時間:2017-08-31點擊次數:5

在中國書畫中,作品的鑒真與辨偽,一直以來都是備受關注的問題,也是後續展開相關研究的基礎。近日,“鑒聞成化·中國明代繪畫(衡水)國際學術研討會”在衡水中國書畫博物館舉行,來自中國國家博物館、故宮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館、上海社科院、遼寧博物館等10餘家博物館和藝術機構的數十位專家學者,圍繞衡水中國書畫博物館館藏的80餘件館藏繪畫作品,就中國明代繪畫的畫藝、畫風、流派、產生與漸進等諸多問題展開討論。

與以往研討會不同的是,眾專家學者通過遞交論文、發言研討,有的放矢、避免空談,對作品比高下、明是非、辨真偽,不乏有學術的激烈爭辯。衡水中國書畫博物館館長、衡水學院教授劉新崗表示,書畫鑒定尤其是古書畫鑒定是一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、鑒別與考證相佐證、藝技與畫史相匹配、經驗與現實相製約的特殊學科,“繼承、借鑒和弘揚前人的經驗,但不盲從前人的鑒定結論,才是對前人、對學問最大的尊重。”

名家作品鑒真亦需辨偽

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單國強介紹,戴進創立明代“浙派”,其典型畫風是主宗南宋“院體”、豪放勁健的山水畫,然而他在學畫道路上宗學的畫法是廣泛、多樣的,而且有早中晚期的變化;並且,山水、人物、花鳥各科兼能。故時人評戴進是“法諸家”“行家兼利家”的全能畫家。戴進的花鳥畫存世不多,但也風格迥異,時期有別。較早作於中年寓京期間的《墨鬆圖》卷(北京故宮博物院藏),宗文人水墨法;晚年返鄉後,60歲左右,有《葵石蛺蝶圖》軸(北京故宮博物院藏),運用宋代“院體”的工筆設色法;《三鷺圖》頁(北京故宮博物院藏)作水墨寫意法,應繪於暮年的天順年間。而現藏衡水中國書畫博物館的《耄耋圖》軸此前一直流傳於民間,曾見日本《支那名畫寶鑒》和《宋元明清名畫大觀》影印出版。單國強分析,這幅作品應稍晚於《葵石蛺蝶圖》。

沈周作為“吳門畫派”的代表畫家,無論是在美術史的視野中,還是在學術研究者或美術愛好者的印象中,都是以書畫家的身份出現,但他還是一個頗具法眼的書畫鑒藏家。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朱萬章另辟蹊徑,從書畫鑒藏家的角度對其鑒藏和創作進行了研究。通過文獻記載、傳世書畫中沈周的鑒藏題跋,以及沈周的收藏印記等多方考據,朱萬章認為:“沈周鑒藏的書畫中不乏宋元名跡,如米芾的《蜀素帖》,馬遠的《江山萬裏圖》,法常的《水墨寫生卷》,趙孟頫的《甕牖圖》卷,倪瓚的《水竹居圖》、《鬆亭山色圖》,黃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圖》,王蒙的《山水卷》,方從義的《雲林鍾秀》等。”

中小名家成研究新視角

在書畫研究中,名家大家吸引了眾多的研究目光,但許多中小名家,卻往往因為資料的缺失等原因,得不到重視。此次研討會上,中小名家也成為了眾多學者關注和研究的新視角。

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藝術顧問鄭威,獨辟蹊徑地以“放逸不可羈、當為第一流”為題,重點針對劉世儒的《梅花圖》軸予以剖析,還對有關劉世儒的文獻記載予以糾誤,並就劉世儒的生卒年、畫梅的風格特征、《雪湖梅譜》進行深入探究,引起與會專家學者的極大關注和共鳴。鄭威為何沒有著眼於沈周、董其昌等耳熟能詳的名家巨作,偏偏對一幅劉世儒的梅花圖青睞有加?這緣於他曆時30年與明代以畫梅著稱的劉世儒的三次結緣。

上世紀80年代初,鄭威剛入職上海博物館,首次為書畫常設展寫展品介紹時被分派寫明代書畫家的展品,遇到的第一幅作品就是劉世儒的《梅花圖》軸。2012 年,鄭威應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的聘請,對所有的藏品進行編目與整理時,又見到了兩幅劉世儒的藏品。從此,鄭威便留意於劉世儒的生平記載,希望將這個隱於畫史的畫梅大家的形象明晰於當世。而此番受邀參加研討會,鄭威再次看到劉世儒的《梅花圖》軸。劉世儒的作品傳世有限,而鄭威卻於從業30餘年中,在三個不同時期、不同的博物館與劉世儒的“梅花”相遇。於是鄭威大膽推論,嚴謹求證,推斷出劉世儒的生卒年代、人際關係,並從細節入手分析劉世儒的繪畫特色與魅力,將劉世儒的曆史樣貌複原於世,充實完善了目前對明代繪畫史的研究。

此外,上海社科院研究員承載從曆史研究學的角度,結合著《秋山圖》對作者蔣紹煃進行了研究。通過廣泛考據和認真推論,發現這是一幅暗含了晚明政治關係的重要作品,依史析人,借史讀圖,勾勒出晚明政治中的又一個局部。上海博物館研究員陶喻之通過《劍閣圖》對晚明的南京籍畫家張翀有了新的研究探索,“對於張翀這位中小名頭畫家,之前確實了解不多,甚至常常張冠李戴,將他與清代中期康熙、乾隆年間的上海畫家張翀混為一談”,進而梳理出了晚明張翀的藝術經曆和傳世作品。

古書畫中的雙胞、多胞現象

吳偉的《寒江雪釣圖》,在廣東省博物館和衡水中國書畫博物館各收藏了一幅,且構圖類似,均署“小仙”款,這兩者之間孰真孰贗,又是何關係?除了這種“雙胞”,還有“三胞”。如衡水中國書畫博物館藏有一幅《千雁圖》長卷,而遼寧博物館所藏有兩幅《千雁圖》卷。

衡水中國書畫博物館所藏《千雁圖》卷,長達12米,繪蘆雁千餘,頗為傳神,堪稱佳作。而令人稱奇的是,遠在千裏的遼寧博物館中,竟也有兩幅《千雁圖》卷,且構圖有著驚人的相似。三幅圖卷孰真孰假?作者“王守謙”又是何方神聖?劉新崗與遼寧省博物館研究員由智超對此進行了對比研究。

在對畫麵構圖、筆意及題款、引首等諸多細節進行分析後,由智超與劉新崗得出結論:衡博本《千雁圖》與遼博本兩卷《千雁圖》,構圖的高度相近說明著它們絲絲縷縷難以割斷的關聯,但筆性、意趣、技法水平等方麵的較大差異又昭示著不應出自同一人手筆,兩卷遼博本《千雁圖》應是臨摹於衡博本《千雁圖》卷。同時他們分析出,衡博本《千雁圖》卷其實原本不該佚名,而且從裝裱邊綾拚接方式亦可發現卷尾處被割過款識。究其佚名原因,或因“王守謙”失載於畫史,可謂名不見經傳,故好事者割去此“小名頭”,使人見此佳作深感撲朔迷離,誤認為出自哪位大家之筆,以為牟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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